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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有后悔的时候

   “上帝造就人类前曾对诸神说：要铸就我的荣誉，就去创造人类，当然，最终毁掉我荣誉的也是人类。”这段话是我昨晚在睡梦中上帝告诉我的。

   “太湖美，太湖臭美”。这句话是我昨天游太湖时导游说的。

    还有武汉东湖、绍兴的水道……

    …… ……

      我养的200多条蚕这周开始吐丝结茧，从蚕宝宝到吐丝，仅用了两周多的时间，桑叶喂得太足实，长得太快了，就象现代蛋鸡场里的“工厂鸡”要比吃不上添加剂和享受“人造太阳光”的土鸡早几个月下蛋，就象天天吃麦当劳、肯德鸡的孩子要比只吃爹妈做的饭发育得快、成熟的早一样。

      过去，南方大都以桑基鱼塘的方式养蚕。特别是在珠三角，桑基鱼塘是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因其生产上形成良性的循环而出名。珠江三角洲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于是，当地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 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新的生产结构方式—“果基鱼塘”、“桑基鱼塘”。桑基鱼塘就是在塘基上种桑树，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帮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

      现在珠三角的桑基鱼塘越来越少了，这除了兴修水利，防洪防淤能力提高的原因外，珠三角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农民们放弃桑基鱼塘这一传统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

      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工业化时代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种改变世界的能力首先改变的是人类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并由此改变了世界其他物种的衍生环境。

      太湖，中国最美的湖泊，曾被冠誉为 “包孕吴越”。但我这次再游太湖时，竟被导游冠名为“臭美湖”，这是因为在许多湖岸和湖湾地区，漂浮积聚着大量的绿藻，最厚的地方有一掌厚。人走近湖岸，湖风裹着绿藻的腐臭充鼻而入。我们一直乘船至三山附近，绿藻才略显减少。

      我1983年第一次游太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清山碧水，但现在，连湖里爬上来的乌龟，在太阳下晒一会儿，背上的壳都会结上厚厚的一层绿藻，冷眼一看以为是一只青铜龟。

      我对湖泊的水生态一点也不懂，但我相信太湖变成“臭美湖”肯定是在人的影响下，才导致湖泊自有的生态循环系统被破坏。

      据说，无锡市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海内外招标治理太湖的绿藻，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

      武汉东湖，波光万顷。我高中毕业后曾和姑姑在湖中游泳。从水果湖下水，一直游到湖中央的墩船。那时东湖水不但深而且清透，游泳中常会不小心灌上几口湖水。湖边是缓缓的自然坡，拿一个手绢，四角系在树枝上，在上面撒一些揉碎的馒头，轻轻放在水里，很快就会有大量小河虾游到手绢上，几分钟就能捞一盘虾。但是现在，不要说捞虾，连虾的影子也看不到了。2003年去武汉开会，正赶上东湖翻塘，成千上万的死鱼飘在水面上，腥臭弥散在整个湖区。我想，这也一定是人类的杰作吧。

      上个月在古城绍兴，我向导游提议去古镇河道上搞一次水上游，导游对我讲：“你不怕臭味啊！”我记得不久前播放的电视剧《冬至》中，绍兴的水道很干净，充满江南水乡的韵味。导游看我不信，就把我们带到了咸亨酒家和三味书屋参观，在三味书屋院外，是一条曾经很著名的古河道，但我看到时，不仅仅水臭，而且发黑，几条船在黑浆子上漂着，始终没有游客敢登船。

      想想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象太湖、东湖、水乡绍兴这样的情景看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30年前，在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就明确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但30年后的今天，经济发展了，但环境一天天地恶化。

      在青藏高原的草地上，大片的牧草被野鼠吃掉，于是，昔日风吹草地遍牛羊有的牧场一块块地变成荒漠。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尽快消灭这些野鼠，但很少有人真的去这么做。用飞机洒药，鼠没死，羊被毒死了，用网、夹子捕杀，纯属蚂蚁搬象。用大规模的人力捕杀，没钱支付工资。

      我去大西北某林区调研时曾看到，每天都有工人偷砍木材，抓不绝，抓不尽。原因很简单，林场的工人发不出工资，为养家糊口，只有砍树卖钱。只要上面没有人来抓，林场的领导甚至带着大家偷砍偷伐。国家给的护林款、绿化费大部分被省、市、县一层层地盘剥掉。到县里了解情况，县长毫无遮掩地说：“造林钱分了，发工资了”。细查实情发现，县政府三个月没发工资，乡村教师半年没发工资，为了落实国家足月足额给农村教师发工资的金牌铁令，县政府只得先从国家拨补的植树款、扶贫款、治沙治水款等所有能用的款项中，先给教师补发工资，再给政府工作公务人员补发工资。那些从北京、省里、市里到这个县考察的大官、中官、小官们，看着这些专款被占用的清单，连打嗝的气都不知怎么使了。如此这般，林场偷砍，又如何追究呢？

      在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一直有一堵墙隔着，这堵墙就是制度上的缺陷，这一缺陷也是那些肆无忌惮破坏生态环境者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我记得在我刚工作时，单位就带我们去北京大兴县留民营生态农业村参观，农户门用作物秸杆喂猪，猪粪发酵制沼气，用沼气发电、生火，沼气的废渣用作农家肥。留民营20多年前的生态农业说白了和现在高喊的循环经济其实是一码事。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留民营生态农业的模式并没有大面积推广出去，许多农区，更热衷于大量地投放复合肥来加快作物增长，减少作物的生产周期，更愿意使用高添加剂的饲料养猪、养牛、喂鸡、喂鸭，因为现代工业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远远超过了留民营生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年底的乡村干部工作述职报告，也比搞生态农业有更多的光点和亮点，而现代化乡村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更是生态农业不能比及的。而与此同时，土壤的化工式循环使用带来的灾害，农作物携带的大量有毒物质及畜产品原肉质的变化等给人们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在现代农业这个形象工程的保护与遮羞下，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还有更看似合理的借口，即：先污染，再治理，经济发达了，治理自然就有钱了。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借口。

      我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30-40年前，疯狂的西方工业化是在对30岁的自然生态进行破坏，到其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后，自然生态的年龄才40-50岁，显而易见，对40-50岁的病体进行修复还是有可能见效的。而对中国来讲，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态环境的年龄已近老年，等我们有钱治理的时候，生态环境可能已经不可逆地进入死亡期了。

      进入老年的生态环境是不可逆转的，这是自然法则，是科学，是规律，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就要出现的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这样的情景许多高层领导、科学家都非常清楚，但制度缺陷使大量拯救自然环境的措施付诸东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假设：

      我国的城市环境保护与投资，有几项是经过纳税人讨论过的呢？反过来，一个城市的财政税收支出，又有几项是纳税人建议的呢？即然地方政府花纳税人的钱不用考虑纳税人的想法，那么，纳税人或是偷税漏税，或就是拼命地、不计后果占用公共资源，包括城市的土地、公路、水、市政设施、绿地，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这是制度缺陷之一。同样，对于地方官员，经济产值是硬指标，生态保护是软指标，谁也不会傻到为了保护生态而降低任期内的经济产出指标，更不会考虑生态对接任者可能带来的衍生收益。除非我国对任期内干部的考核包括在职和后续两方面的价值标准，否则，“为子孙造福”只能是空话。这是制度缺陷之二。环境保护存在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两个方面，城市河道、林木、花草是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财政支付，但改善城市环境后土地价格的增加，则完全可以让房地产开发商以公共绿化基金的方式缴付。比如北京五环路沿线，政府在绿化带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售搂书中，绿花带成了地产项目的后花园，这是五环路两侧房价暴增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收益政府没见到，大多数纳税人没有分享到（分享的公平性只能通过中间受益人缴纳专项税费，再通过以此项收入对市政建设的再投入，才能实现）；在市内护城河两岸，在政府整治河道，修善围栏，增加绿地花草，设计夜景灯饰后，护城河边的房价由过去的蚊蝇滋生地时的低价骤升为城市黄金住宅的超高价，而房价的增值及环境的享用也仅仅是少数人得到。因此，我认为对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形成的新增收益，政府完全可以向中间建设者收取专项费用，这就是市场的方法。只用政府方法，或只用市场方法解决环境问题，是制度缺陷之三。

      对西部的荒漠，很早以前就有专家建议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办法，把荒山、荒漠、荒滩卖给开发者，在西部试点土地私有（而不仅仅是使用权），只有这样，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有真人、怎财、真物、真力进入。

      这篇博客有写的很长，写得也很散，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思维有些袋鼠蹦高的感觉。写之前和我的同事董大姐在她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很长时间，大喊大叫着，义愤填膺地。讨论完了，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说：“真够忧国忧民的啊！”